中新社台北9月2日电 题：台湾地名中的抗日与光复记忆

　　中新社记者 朱贺

　　行走在台北大街小巷，一些看似寻常的路牌——光复路、中华路、新生路，不仅是地理标志，更承载着台湾抗日与光复的历史记忆。它们深深嵌于民众的日常生活，无声讲述着不曾被遗忘的过去。

　　位于台北东区的光复南、北路，是信义、松山等商业区的交通要道。台湾传统建筑研究专家李乾朗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介绍，“光复”“中华”与“新生”等路名，均为纪念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这一时刻。日本殖民统治台湾50年间，以“町”“目”划分片区，不符合中国传统的道路命名方式。抗战胜利后，中国政府收复台湾的重要事项之一就是为街道重新命名。参与这项工作的正是李乾朗的老师、上海建筑设计师郑定邦。

　　“老师为道路命名花了不少巧思。”李乾朗说，郑定邦将中国地图叠于台北地图之上，按方位对应大陆省市为街道命名。于是，杭州南、北路落在台北偏东，辽宁街、长春路则位于当时城市的东北角。城市名用尽后，又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灵感，衍生出忠孝、仁爱、信义、和平等路名，并依次序自北向南排布。这种深具中华传统文化底蕴和乡土情怀的命名方式，成为郑定邦毕生得意之作。

　　抗日与光复的历史印记，并非仅存于台北。在桃园市中坜区，自忠街的命名是为纪念在大陆牺牲的抗日将领张自忠；而在台湾第二大城市台中市，“逢甲”二字随处可见，这源于台湾著名抗日志士丘逢甲。

　　甲午战败后，中国被迫割让台湾给日本，丘逢甲曾率台湾义军在台中与日军浴血奋战；抗战时期，其子丘念台在广东成立“东区服务队”，动员民众展开长期对日抗战，吸引不少台湾青年投身其中。

　　烽火岁月中，丘家人为两岸共同抗战的历史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其后人丘秀芷对中新社记者说，1961年，丘念台等人创办逢甲工商学院(逢甲大学前身)以延续父亲精神，周边夜市、商圈也随之得名。如今，“逢甲”已深植于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。

　　对先烈的纪念，也在校园中代代传承。“我们效法罗福星先生的精神……为我中华实现理想……”开学季来临，位于台北市中华路一段的福星小学再次唱响校歌。这所学校的命名，旨在纪念在台牺牲的抗日志士罗福星。

　　1912年，罗福星受孙中山先生委派来台组织抗日运动，1914年被日本殖民当局杀害，牺牲时年仅28岁。福星小学所在的大稻埕一带，正是罗福星当年活动的区域之一。

　　罗福星孙女罗秋昭向中新社记者回忆，该校在日据时期并非此名。抗战胜利后，久居当地的长辈提议以“福星”更名，得到校方采纳，“那时距祖父就义已过去30多年，仍有许多民众记得他的贡献”。去年是罗福星逝世110周年，罗秋昭专程前往福星小学与学生互动，发现年轻一代对历史的了解远超预期。“这是台湾民众的骄傲，值得永远纪念。”她感慨道。

　　距离福星小学不远的蒋渭水纪念公园，同样以抗日先驱的名字命名。园内，蒋渭水先生的塑像目光坚定。作为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反殖民运动领袖之一，蒋渭水曾高呼“台湾人明白地是中华民族”“同胞须团结，团结真有力”，号召民众反抗压迫。

　　家住北京的蒋渭水孙女蒋建春，十多年前到访公园时曾偶遇一群小学生。孩子们站在塑像前，专注聆听先辈抗日的故事，那一幕令她至今动容。

　　如今，纪念公园鸟鸣依旧，前来游玩休闲者络绎不绝。“祖辈们在日本殖民暴政下不怕牺牲、不屈不挠，为的是弘扬民族正气，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。”蒋建春相信，在公园嬉戏的孩童里，定会有人主动探寻历史，了解蒋渭水的事迹与精神。(完)

(责任编辑：胡锐)